封建时代，对社会的管理，最重要的就是对人口的管理，对户籍的管理。朱元璋很早就着手进行户口登记，以便更好地管理民众，倒不是为了收取人头税，而是为了限制民众的自由，包括人身自由和身份自由。
洪武三年，朱元璋谕中书省：“民，国之本。古者，司民岁终献民数于王，王拜受而藏诸天府，是民数有国之重事也。今天下已定而民数未核实，其命户部籍天下户口，每户给以户帖。”户部按照指示登记户籍，制作户帖。户帖之上记载籍贯、人数、年龄等等，类似于现代的户口簿，加盖户部官印。户籍登记册藏于官府，户帖则交与民众。
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下诏编纂人口登记册，由于册子封面是黄色的，所以叫黄册。黄册一式四份，县、府以及布政使司各留一份，上呈朝廷一份，存放在南京城外后湖（玄武湖）的小岛上，该岛即成为禁地，严禁烟火，建有硕大的库房三十余间。每十年编订一次，以统计人口增减情况。黄册的编纂贯穿明朝始终，最后一次造黄册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到十五年（1642年）。
编纂黄册是朱元璋对明代人口登记制度的重大改革，配合里甲制度，将基层的人员管理、税收管理明确化。然而，中华大地，幅员辽阔，人口登记工作量巨大，负责皇权统治的基层——县，人手有限，压力巨大。洪武时期，朱元璋对官员极度严厉，对于偷奸耍滑的官，一点儿也不手软，所以那段时间的黄册编制工作，还算是落实到位，统计数字也大致可信。
然而，之后各朝视皇帝的重视程度不同，黄册的编纂要么应付了事，要么干脆中断。从一些记载数字可以看出，有的县，几十年来上报人口分毫不差，没多一人，与没少一人。这很显然是官员偷奸耍滑，随便编个数字应付差事。而朝廷、皇帝关心的是相对变化，只要不比之前少了就行了，而真实的数字到底是多少，他们不关心，这样的心态导致人口登记流于形式。
根据《大明会典》记载，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人口数口，弘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