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宋的态度是，反正江南都是汉人，都是自己人，而且经济发达，那么就该承担起最主要的财富转移支付的责任，但是前宋却没有做到表面上的权责一致。
东南承担了前宋将近40的财赋上缴，但朝廷高官出身江南的人数却极少，这一点王伦做的就更好，本朝主管财赋的官署衙门之中，江浙户籍的官员也不算多，但王伦却放开了一些潜规则，允许东南参与到海外贸易和掠夺的更大份额当中。
朝廷从东南拿走了大量的赋税转移到相对落后的行省，同时也在更多的商贸行为方面给予了一定的补偿。
就好比前宋时，东南赚了一百文钱，朝廷拿走四十文，还想要多拿走十文，还不许东南百姓反对。到了本朝，朝廷同样拿走四十文，但是却给东南找了多赚二十文钱的门路。
这多赚的二十文，需要东南付出代价，但总归是一种开源行为，民间的反对声音一下就少了许多。
这其中的道理，前宋的统治者们当真不懂吗？那肯定是不可能的。只是前宋统治者们的眼中，东南就好比一个会赚钱的儿子，天然地就该为这个家庭付出更多，不但不能当家，还不能分家，更不能插手家中事务。
王伦也不允许东南这个“儿子”插手事务，但朝廷这个“父亲”允许“儿子”去赚更多的钱，也愿意听取“儿子”的一些意见，这总归是一种进步。
这一次御前会议结束后，《民报》便堂而皇之地刊登了朝廷打算发行“波斯券”的政策，进行了详细的介绍。
这让沿着已经通畅的丝绸之路跑到开封府做生意的波斯商人们大惊，联名求见鸿胪寺，鸿胪寺的官员接见了他们，表现得很是傲慢，表示你们没有看错，朝廷就是准备打你们，因为你们不听话！
前宋由于五代的乱世，导致统治者们要压制武夫，这个行为本没有错，但错就错在“过犹不及”了，对武将打压过度，导致前宋对外武功不行，继而引发了中原王朝的内向。
汉唐时期积极的对外开拓精神，到了前宋就变得保守起来，王伦需要扭转这种精神状态，让汉人重新找回那种睥睨天下的自信和雄壮。
所以他解开了对武将的部分枷锁，重新以军功爵位制度为鼓舞，让汉军再度表现出了一种昂扬向上的姿态，比前宋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