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打破“艳科”局限的，是范仲淹的《渔家傲·秋思》。“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这首边塞词，既有“浊酒一杯家万里”的思乡之情，更有“燕然未勒归无计”的报国之志，将个人情感与家国命运结合，开启了北宋诗词的“豪放”先河。
（二）中期：革新与多元的文化自觉
北宋中期，诗文革新运动轰轰烈烈展开。欧阳修作为领袖，提出“文道并重”：“大抵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也。”他反对西昆体的浮靡，提倡平实自然的文风。其《食糟民》写道：“田家种糯官酿酒，榷利秋毫升与斗。酒沽得钱糟弃物，大屋经年堆欲朽。”以直白的笔触揭露官府盘剥农民的弊端，体现了“文以载道”的实践。
与欧阳修同时代的梅尧臣、苏舜钦，则致力于诗歌的“平淡美”。梅尧臣提出“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其《鲁山山行》“适与野情惬，千山高复低。好峰随处改，幽径独行迷”，以朴素语言描绘山间景色，看似平淡，却余韵悠长。这种风格影响了后来的王安石、黄庭坚，成为北宋诗歌的重要审美取向。
如果说诗文的革新是“破旧立新”，那么柳永对词的改造则是“开疆拓土”。柳永早年科举失意，长期流连市井，熟悉民间音乐。他将晚唐五代的小令扩展为慢词（长调），以铺叙手法展开叙事，用市井语言描写市井生活。其《望海潮》“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铺陈杭州的富庶；《雨霖铃》“多情自古伤离别，更那堪冷落清秋节”，将离别的愁绪写得缠绵悱恻。叶梦得《避暑录话》载：“凡有井水饮处，皆能歌柳词。”柳永的词，让文人词从“案头”走向“市井”，从“雅玩”变为“大众娱乐”。
（三）后期：豪放与婉约的双峰并峙
北宋后期，诗词的发展呈现出“双峰并峙”的格局：一边是苏轼开创的豪放派，以“以诗为词”的气魄突破音律束缚；另一边是婉约派集大成，以细腻的情感刻画登峰造极。
苏轼是北宋文化的“通才”，其诗词更是“豪放派”的标杆。他提出“词别是一家”，却主张“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