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经济基础：利益分配的失衡
北宋经济的繁荣催生了庞大的官僚集团与地主阶层，但土地兼并、赋税不均等问题也日益尖锐。《宋史·食货志》记载，真宗时期（997-1022），“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冒伪，习以成俗”，全国70的土地集中在10的地主手中。以王安石为代表的改革派主张“均输法”“青苗法”，试图通过国家干预调节贫富；而司马光等守旧派则认为“与民争利”破坏祖宗成法，主张“藏富于民”。
两种经济主张的冲突，本质是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改革派背后是中小地主与新兴商人（他们因土地兼并沦为“佃农”，渴望国家保护）；守旧派则代表大地主与保守官僚（他们通过“隐田”“逃税”坐享其成，反对任何触动自身利益的改革）。这种利益对立，使党争从“政策分歧”演变为“阶级对立”。
（三）文化基因：“君子小人之辨”的异化
北宋士大夫深受儒家“内圣外王”思想影响，本应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共同目标。但自庆历新政起，“君子”与“小人”的标签逐渐被滥用：范仲淹将反对新政的官员斥为“奸邪”，欧阳修更以《朋党论》攻击政敌：“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这种“非黑即白”的道德批判，使政治分歧超越政策讨论，演变为“忠奸对立”的人身攻击。
例如，司马光与王安石的争论，本应是“渐进改革”与“激进变法”的理念之争，却因双方互贴“小人”标签而失控。司马光在《乞去新法之病民伤国者疏》中痛斥新法“名为爱民，其实病民”；王安石则以“俗儒不知变”回应，甚至将反对者称为“壬人（奸人）”。这种“道德绑架”式的攻击，彻底撕裂了士大夫共同体。
三、党争的激化：从“庆历新政”到“新旧党争”
北宋党争的演变可分为三个阶段，其激烈程度与破坏性随时间推移不断升级。
（一）萌芽期：庆历新政的“君子之争”（1043-1045）
仁宗朝是北宋党争的起点。面对“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危机（据统计，仁宗时官员总数达24万人，是太祖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