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和议”的本质，是南宋对“南北对峙”现实的承认。正如王夫之所言：“高宗之畏女真也，窜身而不耻，屈膝而无惭，直不可谓有生人之气矣。”（《读通鉴论》卷二十三）但这种妥协并非全无意义——它为南宋赢得了近20年的和平发展期，使其得以巩固江南统治。
33 经济重心南移：南方经济的支撑与开发
靖康之变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据《宋史·地理志》载，1102-1162年间，南方人口从约1000万增至1600万，北方则从约1000万降至600万（扣除战争损失）。移民带来了先进的生产技术与劳动力：占城稻（早熟、耐旱）从福建推广至长江流域，“苏湖熟，天下足”的格局逐渐形成；纺织业方面，苏州的“宋锦”、杭州的“缭绫”成为贡品；制瓷业则以龙泉窑、景德镇窑为代表，产品远销海外。
临安的经济地位尤为突出。作为“行在”，临安人口超百万（《梦粱录》载“诸色杂卖”中“户口蕃息，近百万余家”），成为“东南财赋地”的核心。《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1142年南宋财政收入为4500万贯，其中江南东路、两浙路占比超60。为支撑财政，南宋政府完善了赋税制度：除“两税”外，增设“经制钱”（附加税）、“和买”（政府预购丝帛）等，形成多元财政体系。
34 文化认同的重塑：“华夏”正统的延续
南宋的文化成就，本质上是“华夏正统”的重构与升华。
理学（道学）的兴起是文化重建的核心。朱熹、陆九渊等学者通过“格物致知”“存天理灭人欲”的哲学建构，将“忠君爱国”与“文化道统”绑定。朱熹在《四书章句集注》中强调：“君臣父子，定位不易，事之常也；君令臣行，父传子继，道之经也。”这种思想将政权合法性从“血缘”提升至“道统”，为南宋提供了哲学支撑。
文学与艺术则展现了多元性与韧性。陆游“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悲怆，辛弃疾“醉里挑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