靖康元年八月，金军果然卷土重来。这一次，完颜宗望与西路军统帅完颜宗翰合兵一处，总兵力达15万，兵分东西两路，直扑汴京。
此时的北宋，早已不是两个月前的样子。种师道被解职后，西军群龙无首；朝廷猜忌加剧，勤王军被“分而治之”；城内的粮食、箭矢已消耗殆尽，士兵们只能“削木为矛，煮铠甲为食”（《靖康要录》）。
李纲“昼夜不解甲”，亲自指挥巷战。他在《靖康传信录》中写道：“余登城四望，但见金鼓喧天，烟火蔽日。将士皆面带菜色，然目中犹有火光。”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陈桥门。金军架起云梯，宋军用“滚木礌石”砸下，却因体力不支，无法及时补充。李纲拔出佩剑，亲自砍杀爬上城墙的金兵，“身被数创，犹持剑呼杀”。最终，陈桥门失守。
十月，汴京外城被攻破。李纲退守内城，仍在组织抵抗。但此时，钦宗已彻底绝望。他秘密派遣使者前往金营，表示“愿尊金帝为伯父，割三镇，献金帛”。完颜宗翰、完颜宗望见宋廷如此怯懦，便以“汴京残破，无险可守”为由，同意“和平”占领。
闰十一月，金军进入汴京，俘虏徽钦二帝，史称“靖康之变”。李纲虽率残部进行了最后的巷战，但终因寡不敌众，被迫突围。
四、功过是非：历史长河中的“抗金英雄”
（一）未能逆转的败局：体制之弊与时代之殇
汴京保卫战的失败，真的只是李纲个人的“力有不逮”吗？答案是否定的。北宋灭亡的根源，在于其积弊已久的体制：
其一，军事制度的僵化。“重文抑武”的国策，导致“将不知兵，兵不知战”；冗兵冗官的浪费，使“养兵百万，不战自溃”（《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纲虽努力整顿，却无法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百年之积弱”。
其二，朝廷的内斗。主和派与主战派的党争，贯穿了整个北宋末年。李纲的每一次抗争，都要面对来自朝廷的掣肘；他的每一个决策，都要经过主和派的阻挠。正如朱熹所言：“靖康之祸，非金人之强，乃宋人之弱也。”（《朱子语类》）
其三，皇帝的昏庸。钦宗虽有“抗金”之名，却无“抗金”之实。他既不敢信任李纲，又不敢得罪主和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