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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荆湖之运漕”。作为北宋的政治中心,汴京不仅是经济重心(占全国赋税的1\/3),更是“正统”的象征——若汴京失守,南宋将沦为“偏安政权”,失去收复中原的法理依据。
    金人对此亦有清醒认知。宗望在围城时曾对宋使说:“汝等若献三镇(太原、中山、河间),可保汴京;否则,玉石俱焚。”(《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可见,汴京不仅是军事要地,更是金人“以战迫和”的筹码。
    (3)危局中的权力真空:二帝被掳与南宋初立
    靖康二年正月,汴京外城被攻破。钦宗亲自到金营议和,却被扣押。二月,金人废黜徽钦二帝,改立张邦昌为“伪楚皇帝”,北宋正式灭亡。此时,康王赵构(宋高宗)正在河北相州(今安阳)组建“河北兵马大元帅府”,成为南宋政权的雏形。
    然而,新朝的建立并未带来希望。赵构深知金人“必欲灭宋”,为保存实力,他选择南逃至南京应天府(今商丘),并于五月初一即位,改元建炎。这种“弃中原、守江南”的战略,从一开始便暴露了南宋朝廷的苟安倾向。正如李纲在《论天下强弱之势》中所言:“天下之患,不在金人,而在朝廷之内。”
    二、老将崛起:从磁州到汴京的抗金实践
    (1)宗泽的早年底色:“刚正敢言,体恤民情”
    宗泽(1060—1128),字汝霖,婺州义乌人。元佑六年(1091年)进士及第后,历任衢州龙游县令、莱州胶水县令等职。史载其“性刚直,有大节,莅官以清白闻,莅民以惠爱称”(《宋史·宗泽传》)。在龙游任上,他“宽赋役,止横敛”,百姓称“宗公活我”;在胶水任上,他“修学校,抚流亡”,将“荒邑”变为“乐土”。
    绍圣二年(1095年),宗泽因反对王安石变法中的“青苗法”被贬,此后辗转地方二十余年。这段经历使他深刻体会到“民生之艰”,也形成了“务实为民”的政治理念。《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评价其:“居官二十年,所至有惠政,民皆画像祠之。”
    (2)磁州、相州的抗金实践:“老将初露锋芒”
    靖康元年正月,金军首次围攻汴京时,57岁的宗泽正任磁州知州。面对朝廷“弃磁州以避敌锋”的指令,他拍案而起:“食禄而避难,不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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