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文化符号：忠义精神的永恒燃烧
岳飞的冤案，最终演变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符号。自宋孝宗平反起，杭州岳王庙便成为民间祭祀的中心。据《武林旧事》记载，南宋时“每岁清明，都人不论贫富，倾城而出，笙歌鼎沸，鼓吹喧天”。明清时期，岳王庙多次扩建，康熙帝亲题“碧血丹心”匾额，乾隆帝六下江南四次谒庙，留下“百战功成莫须有，一生忠勇重千秋”的感叹。
文学艺术领域，“岳飞故事”更是长盛不衰。元杂剧《东窗事犯》虚构了秦桧夫妇在阴间受审的情节，痛斥其“逞凶顽，设阴谋”；明代冯梦龙《精忠记》、清代钱彩《说岳全传》将岳飞塑造成“忠君爱国”的典范，甚至加入“枪挑小梁王”“大闹武科场”等虚构情节，强化其英雄形象。近代以来，岳飞精神更被赋予新的内涵：梁启超称其为“中国民族主义之导师”，邓广铭在《岳飞传》中评价：“他的死，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冤狱，也是最壮烈的牺牲。”
（三）历史反思：谁制造了“莫须有”？
“莫须有”冤狱的本质，是皇权专制与权力斗争的产物。宋高宗为保皇位，不惜牺牲国家利益；秦桧为固权位，甘当皇权鹰犬；而岳飞的悲剧，正在于他既是“忠君”的典范，又是“威胁皇权”的存在——这种矛盾，在封建王朝的体制下，注定无法调和。
但历史的吊诡在于，正是这种“忠奸对立”的叙事，反而强化了岳飞的“忠义”形象。正如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所言：“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当后人在岳王庙前追思时，他们追思的不仅是一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更是对“正义终将战胜邪恶”“公道自在人心”的信念。
四、血写的“莫须有”，刻在民族脊梁上的警钟
风波亭的寒夜早已消散，但“莫须有”三字依然如重锤，敲打着每一个读史者的心灵。岳飞的冤，是个人的悲剧，更是时代的伤口；他的死，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