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步：构陷罪证，制造“谋反”假象。 秦桧指使万俟卨弹劾岳飞“逗留舒州，不即进兵”（《宋会要辑稿》刑狱一），又令御史中丞何铸、大理卿周三畏审讯。审讯中，他们逼迫岳飞“自诬”，但岳飞宁死不屈，裂裳背“尽忠报国”四字示之（《宋史·岳飞传》）。见硬的不行，秦桧又命人伪造“岳飞给张宪的书信”，谎称岳飞要“谋反”；又胁迫张宪、岳云（岳飞长子）作伪证，称“岳飞尝自言‘己与太祖皆三十岁建节’”（《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一四二），暗示其有不臣之心。
第三步：“莫须有”的终极定罪。 韩世忠得知岳飞被诬，愤然质问秦桧：“‘岳飞何罪？’桧曰：‘其事体莫须有。’”（《宋史·岳飞传》）“莫须有”三字，意为“可能有、大概有”，是对法律的彻底践踏。正如明代思想家王夫之所言：“莫须有者，狱之奸者也。狱成于奸，而莫须为之辞，以钳天下之口。”（《读通鉴论》卷二十三）
（三）风波亭的血色黄昏：一代忠魂的陨落
绍兴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九日（1142年1月27日），除夕前夜，岳飞与岳云、张宪被押解至大理寺狱。据《鄂王行实编年》记载，狱卒隗顺冒死将岳飞遗体背出，埋于钱塘门外九曲丛祠旁，并在墓前种两棵橘树为记。临刑前，岳飞手书八个大字：“天日昭昭！天日昭昭！”
这场冤狱，不仅夺走了一代名将的生命，更摧毁了南宋的抗金力量。韩世忠因质问秦桧，从此“杜门谢客，绝口不言兵”（《宋史·韩世忠传》）；张俊虽苟活，却沦为秦桧的帮凶，“附会权奸，附下罔上”（《宋史·张俊传》）。抗金的大好局面，就此瓦解。
三、千古悲愤：冤狱的余波与民族记忆
（一）直接代价：南宋的衰亡伏笔
岳飞之死，是南宋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宋史·孝宗本纪》载，宋孝宗赵昚即位后（1162年），立即为岳飞平反，追谥“武穆”，改葬西湖栖霞岭。但此时距绍兴和议（1141年）已过去二十年，宋金实力对比已发生根本变化——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后，国力渐强；南宋则因主战派被压制，“士气销沮，国势寖微”（《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二）。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政治生态的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