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他在《九议》中自嘲：“某之文，不过如昌黎之应科目，而足下乃以昌黎自命，何也？”（《九议·其九》）他深知，自己的“北伐”主张与南宋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维持现状）存在根本冲突。
23 从地方到中央：救火队长与政治边缘化
既然战略建议不被采纳，辛弃疾只能从地方实务中寻找存在感。乾道四年（1168年），他被任命为滁州知州。当时的滁州因战争破坏，“城郭皆废，居民不满百家”（《宋会要辑稿·食货》）。辛弃疾到任后，“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宋史·辛弃疾传》），仅用一年时间便“荒陋之气，一洗而空”（周密《齐东野语》）。
此后，他历任江西提点刑狱（1172年）、湖北转运副使（1175年）、湖南安抚使（1179年）等职，每到一处都致力于解决实际问题：在江西，他镇压茶商叛乱，“募兵分捕，旬日间尽擒之”（《宋史》）；在湖南，他创建“飞虎军”（一支两万人的精锐部队），“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宋史·兵志》）；在福建，他整顿海防，“增置战船，教习水战”（《八闽通志》）。
但这些政绩并未为他赢得政治资本，反而加深了他的孤独。主和派官员攻击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宋会要辑稿·职官》）；宋孝宗虽认可他的能力，却始终将其视为“能吏”而非“帅才”。1181年，四十二岁的辛弃疾因“刚拙自信，年来不为众人所容”（《论盗贼札子》）遭弹劾，开始了长达二十余年的闲居生涯（1181—1203），先后寓居上饶带湖、铅山瓢泉。
三、词章寄志：豪放词风中的“英雄失路”之痛
31 豪放词的“破”与“立”：从婉约到英雄之词
辛弃疾的闲居生涯，反而成就了他词作的巅峰。此前，宋词以柳永、李清照为代表的婉约派为主流，内容多为儿女情长、离愁别绪。辛弃疾则以“以文为词”的创新，将家国之痛、英雄之悲注入词中，开创了“豪放派”的新境界。
他的豪放，不是简单的“大声镗鞳”，而是将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