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 64岁的“北伐幻想”：韩侂胄的开禧北伐
嘉泰三年（1203年），六十四岁的辛弃疾被起任绍兴知府兼浙东安抚使。此时，南宋政局发生变化：权臣韩侂胄为巩固权力，提出“恢复中原”的口号，史称“开禧北伐”（1206年）。辛弃疾虽对韩侂胄的动机存疑（他曾批评韩“急于功利”），但仍以“老骥伏枥”的姿态复出，先后任镇江知府、枢密都承旨等职，参与北伐筹备。
然而，现实再次击碎了他的希望。韩侂胄的北伐准备仓促，“无谋而躁”（《宋史·韩侂胄传》）：军事上，他重用苏师旦等外戚，排斥辛弃疾等有实战经验的将领；外交上，他拒绝与西夏联合，导致腹背受敌；经济上，南宋府库空虚，“馈饷不继”（《续资治通鉴》）。辛弃疾曾向朝廷提出“先练精兵二十万”“屯田积粟”的务实建议（《丙寅岁秋，奉诏移镇宜州，过三山，与范先之饮酒，用其韵作诗以谢之》），但未被采纳。
42 死后的哀荣与历史的回响：英雄的最后呐喊
开禧二年（1206年），北伐正式爆发，但宋军因指挥失误、粮草不足，很快溃败。金军反攻至长江沿线，南宋被迫签订“嘉定和议”（1208年），条件比“隆兴和议”更为苛刻。此时，辛弃疾已退居铅山，疾病缠身。临终前，他仍喊着“杀贼！杀贼！”（《康熙济南府志·人物志》），带着未竟的遗憾离开人世，享年六十八岁。
宋恭帝德佑元年（1275年），南宋朝廷追赠辛弃疾为“光禄大夫”，谥号“忠敏”，算是对其一生“忠君爱国”的官方确认。元好问在《遗山先生文集》中评价：“（辛弃疾）豪迈中见沉郁，直是一片性灵，不关人力。”梁启超则在《饮冰室评词》中写道：“稼轩词，条理缜密，思路清晰，为词中第一流。”
当代学者邓广铭在《辛弃疾传》中指出：“辛弃疾的悲剧，是时代的悲剧。他生活在一个需要英雄却无法产生英雄的时代——南宋朝廷的苟安政策，注定了所有抗金志士的失败。”但正是这种失败，让他的词作超越了个人命运，成为中华民族“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爱国精神的文学注脚。
五、英雄的词心与民族的脊梁
辛弃疾的一生，是“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