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策论以“忠愤激烈”的气势震动朝野，理宗亲批“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赐名“天祥”，字“宋瑞”。然而，初入仕途的文天祥很快发现，南宋朝廷早已陷入“主和派”主导的泥潭：权臣贾似道专权误国，边将贪生怕死，民生凋敝，“公田法”“经界法”等改革反成盘剥百姓的工具。
在任宁海军节度判官期间，他连续上书《己未上皇帝书》《轮对札子》，痛陈“君道不纯，臣职不举，国势不固”的积弊，甚至直言：“陛下为中国主，则当守中国；为百姓父母，则当卫百姓。”（《文山先生全集》卷三）这种“不合时宜”的刚直，既是他“致君尧舜”理想的体现，也为日后“舍生取义”的抉择埋下伏笔。
二、国难当头：从文臣到战士的血性觉醒
（一）临危受命：散尽家财起勤王
德佑元年（1275年），元军铁蹄踏破长江防线，沿江州郡望风而降。南宋朝廷危在旦夕，太皇太后谢道清急下《哀痛诏》，号召天下勤王。此时的文天祥正在赣州知州任上，闻讯后“捧诏涕泣”，立即“尽以家赀为军费”（《宋史·文天祥传》），联络当地豪杰，招募义军五万人，写下“受宋恩深，今其死矣”（《指南录后序》）的誓词，踏上抗元之路。
这一决定看似“书生意气”，实则是儒家“士”的担当。正如他在《正气歌》中所言：“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文天祥深知“寡不敌众”，却依然选择“知其不可而为之”——这并非鲁莽，而是对“士之节气”的坚守。正如明末思想家王夫之所言：“天下唯器而已矣，道者器之道，器者不可谓之道之器也。”（《周易外传》）文天祥的“器”，正是以血肉之躯扞卫文明道统的使命感。
（二）血战东南：文人统兵的悲壮突围
文天祥的勤王军虽人数众多，却缺乏训练与装备。他率部入卫临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