绍兴十年（1140），金人撕毁和议，宗弼率大军南侵，“号百万，分四路入寇”（《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岳飞抓住战机，自襄阳北进，连克颖昌（今河南许昌）、陈州（今河南淮阳），兵锋直逼旧都开封。宗弼急调精锐“铁浮屠”（重甲骑兵，人马皆披重甲）与“拐子马”（左右翼轻骑，机动突击）共三万余人，直扑郾城（今河南漯河）。
面对金军“铁浮屠+拐子马”的“王牌组合”，岳飞早有准备：“铁浮屠人马皆重甲，吾以麻扎刀破其骑；拐子马轻而不整，吾以背嵬军冲其阵。”（《金佗稡编》）战斗中，岳云率八百背嵬军“手捽刃入阵，父子所向皆靡”（《宋史·岳云传》）；杨再兴单骑闯入敌阵，“杀数百人，身被数十创”（《建炎以来系年要录》）；最终，岳家军“大破之，追奔十五里，中原大振”（《金佗稡编》）。
郾城大捷后，岳飞乘胜推进至朱仙镇（今河南开封西南），距旧都仅二十里。此时，河北义军“梁兴、董荣等举义响应，所至响应”（《三朝北盟会编》），百姓“顶盆焚香，奉牛酒迎王师”（《鄂王行实编年》）。若能继续北进，收复中原指日可待。
“连结河朔”的理想与局限
“连结河朔”是岳飞抗金的核心战略，其本质是“以民为本”的战争观。《金佗稡编》载，岳飞认为“河北、河东之民，皆吾赤子，岂忍弃之？”因此，他不仅派梁兴、赵云等将领深入敌后，还“榜谕河北豪杰，许以官爵、田宅”，鼓励义军“袭扰金营、断其粮道”。这种“官军-义军”协同模式，在绍兴六年（1136）的“商州之战”中已初见成效：义军“焚其积聚，杀其将校”，官军趁机收复商州。
然而，这一战略最终未能实现，根源在于南宋朝廷的猜忌。《建炎以来系年要录》载，赵构曾对岳飞说：“卿孤军，不可久留。”秦桧更直接反对：“我若北伐，敌必并力来攻，东南危矣。”（《三朝北盟会编》）更深层的原因是南宋的“偏安体制”——自赵构渡江以来，“江左偏安”已成为统治集团的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