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复过程需要遵循阶段性规律，急于求成反而可能引发新的心理危机。初期必然伴随剧烈的情绪震荡，意识到自己遭受虐待的事实会颠覆受害者原有的世界观，产生愤怒、羞耻或虚无感。这个阶段的关键在于停止自我谴责，承认伤害的客观存在，而非执着于追问“为何是我”。接下来需要通过系统学习重建认知框架，理解施虐者的行为模式与心理动机，逐步剥离被灌输的扭曲观念。在此过程中，愤怒情绪具有积极意义，它能帮助受害者突破长期压抑的状态，重新获得维护自我的动力。
建立清晰的人际界限是康复的核心任务。这意味着在情感与物理层面与施虐者保持距离，必要时彻底切断联系。界限的本质是对自我价值的确认，其难点在于克服习惯性的妥协倾向。受害者需要反复练习拒绝不合理要求，耐受施虐者可能采取的报复行为，例如散布谣言、情感勒索或利益威胁。此阶段容易陷入反复，因为施虐者往往在感知到失控时加强操控力度，而社会关系中的旁观者可能出于维护表面和谐的目的，向受害者施加妥协压力。此时需明确：任何要求牺牲个体基本尊严来维持的关系，本质上都是对虐待的纵容。
心理重建依赖于多维度自我投资。经济独立是打破操控的基础，它确保个体拥有选择生活方式的主动权；社交网络的重构则需要谨慎筛选支持性人际关系，远离充满批判或否定态度的环境；认知层面需培养对自身感受的敏锐觉察，区分真实需求与被植入的虚假信念。值得注意的是，康复不是对过去生活的简单修复，而是创造新的存在方式。这要求受害者重新定义人生价值，将注意力从“如何避免被伤害”转向“如何实现自我成长”。在此过程中，专业心理辅导能提供重要支持，尤其是在处理创伤记忆与重建信任感方面。
社会文化环境深刻影响隐性虐待的识别与干预。某些传统观念将家庭矛盾视为隐私，强调子女对父母的绝对服从，或推崇牺牲个体利益维护集体表象，这些文化惯性客观上庇护了施虐者。改变这种现状需要从公共教育入手，普及心理虐待的辨识标准，完善法律对精神伤害的界定，同时建立更多元的社会支持机构。对于个体而言，意识到文化枷锁的存在已是一种突破，不必强求即刻改变外部环境，但可以通过持续发声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