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份来自省委组织部的信息汇总报告正在通读会上传阅，页码编号高达74页，数据密密麻麻。文件封面上印着四个字：
“趋势性分析。”
报告没有一处出现“李一凡”的名字，但整份内容指向分明：干部系统正呈现出一种结构性适配潮。
赵建国靠在会议椅背上，眉头紧锁。他的目光，落在摘要页最后一段：
“机制化适配，不等于组织忠诚转移。但干部系统的路径依赖正在悄然重构。”
“未来组织系统的‘管理重心’，可能不再是干部，而是制度。”
许久，他低声问：“如果干部系统认的是制度，而不是组织，那我们组织还有什么用？”
没人回答。
组织部副部长李永中语气谨慎地说：“李一凡的机制，并未脱离组织轨道，反而将纪检、人社、组织三套系统捆绑为机制运行保障。这也是为什么干部系统会有安全感。”
赵建国没说话，指尖轻轻敲着桌面，像是在思考。
半分钟后，他开口：
“安全感，来源于习惯。”
“但这个习惯，如果不由省委控制，是不是迟早会长出自己的意识？”
这句话，在场几人都听明白了。
不是担心“李一凡”，而是担心“机制自我生成”。
那将意味着——省委不再拥有“意识源代码”的控制权。
……
三天后，省委召开一场题为“基层治理适配与组织机制匹配性调研成果通报会”。
会议形式看似常规，实则释放了一个极强信号：省委要对机制“建立归口管理预案”。
陈松年在会上提出：“建议将全省机制试点平台，统一纳入省级机制成果协调办公室，归口至省委政策研究室牵头，确保机制不形成自主治理单元。”
这等于是试图将“机制成果”从李一凡构建的操作系统中分离出来，重新纳入省委主导权结构。
许宏志没有明确反对，只提出：“机制成果归口管理，可以考虑。但制度结构本身不应被政治操作侵蚀，应由标准体系主导。”
一句话，堵死了“变相权力夺位”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