潇湘省政府刚刚表态支持星城市申报国家试点，大夏钟秧政研室尚未正式回复，但各路媒体已纷纷将“共享治理潇湘模式”炒作为新一轮制度突破的标杆。
就在此时，摩拜与ofo的融资战进一步升级。
“腾讯主导摩拜d轮融资，总额达10亿美元，摩拜估值飙升至22亿美金。”
“ofo完成阿里、滴滴联合注资，宣布三个月内投放单车1000万辆，目标席卷全国。”
资本市场如同被浇上热油。
各地政府部门一边加紧摸索监管，一边焦急等待星城市治理平台的标准方案，希望找到一条有效治理之路。
但在李一凡看来，这一切不过才刚刚开始。
五月初，四九城。
钟秧政研室东楼，内部办公区。
李一凡身着深蓝色西装，神色从容，正与中央政研室制度创新处几位处级干部进行闭门交流。
桌上摆着两份厚厚的资料：
《关于支持潇湘省星城市设立“共享经济平台治理国家级试验区”的建议函》
《星城市平台治理制度设计与数据主权规范框架（第一稿）》
一位中年处长翻着报告页，轻声说：“李书记，你们这份材料我们看得很认真，从城市接口标准，到数据归属建议，再到平台责任分级，确实超出预期。”
“钟秧政研组也注意到潇湘这个探索，正在考虑是否联合工信部、发改委等部门设专项组赴地方调研。”
李一凡微微一笑：“我们愿意承担全部试点压力，也欢迎中央任何形式的检查。”
“星城只是开始，我们的思路，是把平台治理从一个城市管理项目，变成国家层级的一整套体系逻辑——在治理中嵌入平台，在制度中容纳技术。”
他停顿一下，继续道：“只有我们国家自己掌握了数据接口标准、平台接入机制、责任分配框架，才不会被资本和技术裹挟。”
一位年轻研究员眼中泛起赞许之色：“您这是在做制度工程。”
李一凡微笑不语。他知道，正是这种“制度话语体系”的建构权，才是真正通往权力核心的关键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