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境内当时才二百三十多个县，这样的官员数量着实有些过分。
但是到后来更过分，饶是一个愈演愈烈。
元丰八年，元丰改制官员数量下降到了两万余人。
宋哲宗元佑三年官员总计三万四千多。
徽宗政和元年多达四万三千余众。
北宋有不少大臣都提出过冗官问题。
如包拯曾给皇帝写过《论冗官》,司马光写过《乞分十二等以进退群臣上殿劄子》，宋真宗咸平年间杨亿曾提出建议，应该给三省六部实权。宋仁宗时期吴育提出恢复尚书省权力。但都没能实现。
范仲淹于庆历新政着手解决冗官问，最后也以失败告终。
王安石也不例外。治理冗官饶是一个不易。
这官多了不好麽？不好，而且百分之八十的都是虚衔。不做事但正俸照领。另外还要给他们添支、职钱、衣赐、茶酒厨料、饲刍、薪炭、随扈等等的费用补贴。在治平二年，国库欠债一千六百多万贯，这还是只金属货币算来。如此国家财政收入已经入不敷出了。
再说这任不得法：则为官员考核，处罚太过宽松，且上官不长任，而下官则不动。
以汝州为例，州牧郡宰为上官，却人脉不通，赏罚不得用，而至政令不行。
更有甚之，还要仰下属鼻息而存。
然，此非汝州之特例，此等事务在宋却已成积习沉疴。
下官冗余过多，再加上国家财政不足，下等级官员官俸自然就日益微薄。
而在一个城市经济发达、盛行奢靡之风的北宋，下等级官员官俸微薄且宽松管理就等同于纵容官员去贪腐。
安石新党所作科举“教、养、取、任”之变革却是将那士绅集团推向万劫不复之地也。
然，经过士绅们长达百年的经营，这朝中做官的“寒士”已成气候。势必先维护了豪民的利益。
由此，两党之争自始便不可调和。
这场党争便从那仁宗为始经“仁、英、神、哲、徽”五帝而不衰。
自高后垂帘，利用司马光废除新法之后，为了保持自己的权利，又将元佑党分裂为蜀、洛、朔三党，且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