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总说我性子倔，像父亲当年藏起咳血的手帕，偏要在深秋的夜里给我织围巾。那条藏蓝色的毛线围巾如今还躺在衣柜最上层，毛线间缠着几根银白的发丝——是母亲去年住院时我替她剪短的，她说长头发麻烦，其实我知道，她是怕化疗后头发掉光了，我看了难过。此刻阳光从纱窗漏进来，在围巾上织出细密的光网，我忽然想起十七岁那年的冬夜，父亲把这条刚织了一半的围巾绕在我脖子上，自己却穿着单薄的衬衫咳得直不起腰，说“秋秋戴起来真好看，等爸病好了，带你去看海”。后来海没看成，父亲的病房里倒是摆满了我从花店偷摘的迎春花枝，他说那嫩黄的花瓣像我的笑脸，能把冬天都暖化。
真正懂得“失去”两个字的重量，是在父亲走后的那个春天。我抱着他的笔记本坐在樱花树下，翻到最后一页，发现他用铅笔歪歪扭扭写着“对不起，没等到秋秋学会自己系围巾”。眼泪滴在纸页上，把“围巾”两个字晕成模糊的墨团，就像那年他咳血时滴在围巾上的红点，我曾以为那是不小心沾到的颜料，直到后来在医院走廊听见医生说“肺癌晚期”，才知道有些谎言，是大人藏在糖纸里的残酷温柔。那天我把围巾塞进衣柜最底层，发誓再也不碰，却在多年后的某个清晨，看见母亲戴着它站在厨房煮粥，蒸汽模糊了她的脸，却清晰了她鬓角新添的白发——原来失去一个人，不是永远不见，而是你忽然在另一个人身上，看见他留下的全部温柔。
大学毕业那年，我在火车站弄丢了阿宁。这个从小和我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姑娘，抱着行李箱说“秋秋，等我在上海站稳脚跟，就接你去看外滩的夜景”。她塞给我一个铁皮盒子，里面装着我们从初中开始收集的车票：第一次一起去春游的公交票、偷偷溜进电影院的半价学生票、高考后去邻市看海的长途汽车票。铁皮盒上贴着她歪歪扭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