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为人父，我心里有的不是喜悦，而是对儿子生不逢时的慨叹和一种无形的压力。
张芳芳月子里的营养，儿子的奶粉、尿不湿……
一切一切的生活必需品最后都要用钞票来换取。
而此时还没下岗的我和下岗已经没了什么区别，厂子里已经三个月没开一分钱的工资。
作为家里的顶梁柱，我不能坐以待毙。
我背着张芳芳到厂部提出了下岗申请。
辛科长依旧那么热情，但再也换不来我的起码尊重。
我冷冷的把申请书放到他的面前。
他看了一遍，点点头，拿着官腔：“关宏军，我没看错你，你觉悟很高，带头为厂子排忧解难，值得表扬。你的申请通过了，你去隔壁办一下手续。”
我临走前扔下了一句话：“不是我觉悟高，是你们觉悟太低了。”
他先是一怔，对着我的背影说了一句刺痛我自尊的话：“年轻人，就算我也下岗了，我也比你活得滋润，因为我已经足了。”
他说得话虽然不中听，但却是一句真话。
我用口袋里仅有的四十块钱买了一台二手人力三轮车，每天到家具城门口靠活。
只要看见主顾，等活的这群人就会一拥而上，连喊带叫地互相压价，没揽到活就又带着失落的表情一哄而散。
这群人都是国有企业的下岗工人，没几个人懂得市场规律，他们只能在无序的恶性竞争中，讨着旱涝不均、朝不保夕的生计。
更严重的是这支队伍在日渐庞大，不断有新人加入。
于是我振臂高呼：“兄弟们、工友们，咱们都是下岗工人，就是为了一口饭吃。再这么互相压价，根本赚不到钱。你们当中有几个今天一趟活也没干的？”
人群里有一多半举起手。
“看看，这就是咱们不团结的后果，咱们干不上活饿一顿半顿没关系，可家里的老婆孩子怎么办？”
人群里有人附和我：“对呀，怎么办？”、“兄弟你就说吧，别卖关子了。”
我向人群扫视一周，对大家说：“产业工人最讲纪律性，从今天咱们也定个规矩，有活不准压价，也不准自己接活。今天咱们就成立个工友委员会，由工委会负责谈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