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群里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叫好声。
大家按我的办法抓阄排号，然后按序干活。遇到谁过号，概不问原因，只能等下一轮。
有的人说这有些不近人情。
我和大家耐心解释，规矩是大家定的，不能因为讲人情就坏了规矩，一旦开了口子，就会给工委会这些说的算的人寻租空间，就会产生钱权交易。
大家对我的道理可能没太理解，可“钱权交易”这个词他们是深恶痛绝，纷纷支持我秉公办事。
我没想到下岗后不久，我在工友们的拥护下成了工友委员会的头头。
大伙说我振臂一呼的姿势太像电影《列宁在1918》里的列宁，所以他们给我起了个外号“弗拉基米尔”。
唐晓梅问我当领导之后也这么按规矩办事吗？
我肯定的说只要我是一方主官，始终坚持了这一原则，从来没沽名钓誉当一个所谓的“善人”。
她把这定义为有担当。
纸里包不住火，不久张芳芳就知道我主动下岗去当搬运工的事。
她相当不高兴，觉得我一个堂堂大学生竟然去靠卖苦力挣钱，实在是脸上无光。
当我把每天挣的钞票如数放到她手上时，她的脸色就再没有那么难看，算是默认了我的选择。
就这样过了一段平静的日子，白天我去家具城干活，她在家带孩子。晚上在被窝里，我托着疲惫的身子还要满足她无穷无尽的索求。
男女的床笫之事在我这已经变成了例行公事，再也激发不出来半点激情。
渐渐的我对她多了一份理解，一个曾经在车间规律劳动的女工突然转变成一个家庭主妇，她在毫无头绪、杂乱无章的家务中迷失了自我。只有晚上才能在我身上找到一丝慰藉，还时不时被孩子的哭声打断。
有一天，一个三轮车夫喊我：“弗拉基米尔，家具城里的刘老板找你。”
我非常意外，这个刘老板是家具城里最大的商户，听说在这个大楼里是个喊一声楼板都要乱颤的主。
平常干活时偶尔也见过两面，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女，永远是冷如冰霜、不苟言笑，就从来没见她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