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计显示零下十九度。
套上军大衣冲出门时，冰碴在睫毛上结了霜。江汉路口的铁皮棚前已经排起长队，队伍里跺脚取暖的声音像机枪扫射。张铁柱正用铁锹砸开冻住的门锁，呼出的白气在眉梢凝成冰晶。
“排队购买！每人限购五双！“我跳上三轮车大喊，声音被寒风撕成碎片。人群爆发出欢呼，有个穿呢子大衣的女人直接往我手里塞了把外汇券。
尼龙袜包装箱拆开的瞬间，化纤的味道混着白雾喷涌而出。定价牌上的“45元“被冻得发蓝，这在1990年相当于两斤猪肉的价钱。但此刻，它是抵御严寒的护身符。
“小谢老板真神了！“张铁柱边收钱边嘀咕，纸币在他手套上结了一层冰壳。我数钱的手指已经失去知觉，却清晰记得上辈子看过报道：这天武汉冻死十七个露宿者，长江大桥的冰棱砸穿了轮渡的顶棚。
到中午十二点，五千双袜子只剩三百双。我抽出一叠十元钞塞给张铁柱：“去老王针织把货款结了。“剩下的钱正好能装满母亲缝的帆布包，约莫一万二——按1990年物价，相当于普通工人二十年工资。
张铁柱的背影消失在雪幕中时，我摸到军大衣内袋里硬邦邦的东西。那是昨晚准备的三角刮刀，用胶布缠住了刀柄防滑。上辈子金融圈的生存法则告诉我：第一桶金往往带着血腥味。
寒潮第三天，收音机里终于发布低温预警。我站在铁皮棚顶上眺望长江方向，冰封的江面像块巨大的磨砂玻璃。明天太阳出来时，冰层会碎裂成千万把刀子——就像即将到来的九十年代，美丽而危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