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人就谈上了。而相处日久，杜湘东发现刘芬芳也与别人不同——这么说其实不客观，因为他从来没接触过别的姑娘。假如一定要说，那就是刘芬芳是一个忧愁的人，或者说，是一个愿意让自己显得忧愁的人。她说话之前习惯先轻叹一口气，她懂得尽量用有点儿像吉永小百合的侧脸而不用如同红苹果的正脸面对杜湘东。作为一名冷库管理员，她的业余爱好不是通过喝热豆腐脑来温暖内脏，而是通过读席慕蓉的诗和三毛的散文来温暖心灵。每当很“八十年代”地聊起人生与理想，她的第一反应常是抱怨，末了还会感叹一句“这就是生活的全部吗”，以使自己的抱怨抽象化、文学化。记得有年“五一”，杜湘东也豁出去了，进城去找刘芬芳，带她到红塔礼堂看了场内部放映的美国爱情电影，又到同学里那些干部子弟才敢去的“老莫”吃了顿西餐。当这物质精神双丰收的一天接近尾声时，刘芬芳终于让他亲了亲自己洋溢着小豆冰棍味儿的侧脸，但刚亲完，又是一句抽象的抱怨：“可惜明天又要和昨天一样。”
这一度给杜湘东带来了苦恼，然而苦恼之余，他却发觉离不开刘芬芳了。他尝试着自己进行分析：刘芬芳是让他感到累，但这种累是有劲的累，不累反而没劲了。再进一步分析，他所喜欢的，也许恰恰是刘芬芳对于生活的不满意。满意了不就俗了吗，傻了吗，没追求了吗。假如说杜湘东在这三年里学会了享受寂寞，那么刘芬芳的档次更高，人家享受的是忧愁。他觉得刘芬芳的情绪呼应着他的情绪，这是一种贴心的感觉。
俩贴心人就商量着结婚。那个年代结婚很简单，简单得都有点儿对不起自己：只要组织批准，父母点头，有张双人床就能睡到一块儿去。杜湘东还有三年的积蓄，他买得起一辆永久自行车、一台熊猫半导体收音机和一床大红缎子面儿铺盖。日本进口的松下电视只好慢慢攒了，再说有钱也弄不着票。不过房子可是现成的，这一点非常关键。建所的时候征收了农民的几亩地，盖了两栋筒子楼，每个管教都能分到一间宿舍。综合了一下条件，杜湘东觉得自己大概是够资格结婚的。可是商量着商量着，就商量出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