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完任务，杜湘东在此后的几天就不能外出。所长却也没有再提此事，见面时还会故意聊些轻松的话题。一切如常，时间缓慢得有了凝滞感。到了出任务的那天早上，便用那辆北京212将杜湘东送到了市内一个级别更高的看守所，北京经过核准的死刑犯都关押在此。进入带电网的高墙，便看见囚车和负责行刑的武警早已严阵以待：既有神色镇定的老兵，也有面色煞白的年轻战士。人人手里握着一支上了刺刀的56式步枪，枪里只有一发子弹。这两天里，老兵一定已经对新兵进行了反复讲解以及示范，力争把那一枪打稳、打准，尤其是要克服条件反射，不能在枪响的同时先往后跳——那会造成子弹偏离心脏，就必须得朝脑袋补枪了。听说看过补枪的人，这辈子都别想再吃鸡蛋炒西红柿。
对于死亡这事儿更加缺乏经验的，则是即将承受子弹的犯人。也很奇怪，当杜湘东被带进专门看押死刑犯的“小号”时，却没听见里面传出撕心裂肺的哭叫声，也没听见“xx年后又是一条好汉”之类的豪言壮语。号房静悄悄的，仿佛里面的人正在收拾精神，攒足心力，等待着去展开一段不知路在何方的远行。来到最靠里的一间囚室门口，杜湘东便看到了姚斌彬。他歪靠在墙角，也不抬头，电灯照在他半蜷的身体上，在地面投下小小的影子。
听取遗言是要隔着铁门进行的。杜湘东在栅栏外叫了一声：“姚斌彬。”
姚斌彬便缓缓地扬起一张覆盖着阴影的脸，回答道：“杜管教，你来了。”
声音平和，好像可以接受任何人来送他一程——这孩子算是明白叫“妈”也没用了。杜湘东硬逼着自己问：“你还有什么话说？”
“没话。”姚斌彬继续平和地说，“我认罪，伏法。”
“我是说……”杜湘东把脸往外扭了扭，又转回来，“我去过你家了，你妈挺好，吃喝都不愁，邻居也挺照应她的。我也问过你们厂的领导了，说你的事儿不会妨碍她的待遇，毕竟是干了一辈子的老职工……医药费的资金也快到位了，到时第一个解决的就是她。”
说这话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