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们是怕我再让许文革跑了，还是怕我把他杀了？”
“不是我们怕，是领导怕。领导定下的主意，我也只能传达。”
于是，杜湘东转岗去了内务组。消息传开，就有几个“老人儿”替他鸣不平，说这不是往人伤口上撒盐嘛。又说管教不能挑犯人，犯人却能挑管教，这哪儿是专政机关和专政对象的关系，分明是发廊小姐和嫖客的关系。但这些怪话也只敢私底下说，不能让领导听见。而对于转岗这个安排，杜湘东倒没觉得有什么不公平。真要按照条例的要求，他现在也早就不适合在监舍干了。公然酗酒，纵容家属摆摊儿，哪一条儿不够他再写十份八份检查的？和许文革一样，他也是罪有应得。又是多么讽刺，现如今似乎只有“罪有应得”这个认识，还能说明他曾经是个有板有眼的好警察了。
好也罢，坏也罢，作为警察，杜湘东再次有了一个目标，那就是许文革。并且他有预感，许文革是一定准备“做些事情”的，否则许文革就没有必要自首了，更否则，许文革也就不是许文革了。面对生活，许文革要比自己强悍得多，强悍者一旦证明了他的强悍，就会像被上天选中一样无所不能。但因为那道隔离令，许文革虽然重现人间，对于杜湘东而言却变得越发神秘了。这种状态让杜湘东既无法自拔又无法自处，他很想找人说说。找谁呢？刘芬芳、老吴还是老所长？都不是。杜湘东觉得他能说起这事儿的，还是姚斌彬他妈。
这几年来，他每隔些日子仍会去一趟六机厂。那地方也和原先不同了，变成了一片工业废墟外加一片贫民区。厂子早已停产，作为一个老大难企业，它的运气还比不上刘芬芳所在的食品公司，没有一家外商或者私企愿意收购，留下的住户一多半儿都在吃低保。在这种环境里，要是没人照应，崔丽珍就有可能随时断米断药，还有可能被那些变得越来越刻薄的邻居们欺负。而自打从大同回来，两人之间也消除了话里有话、暗藏玄机的必要性。杜湘东曾经告诉姚斌彬他妈，许文革寄了三千块钱，只可惜按照规定，这笔钱只能由公安机关暂扣，就不能用于支付医疗费了。对于这件事，姚斌彬他妈也只是“哦”了一声，此外再无其他表态。好像在加速的衰老过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