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轻轻踢了踢我的脚，我转头看她，她眉头微蹙，眼底满是担忧。回家的路上，自行车链条的咔嗒声里，我忍不住说：“你没觉得汪雪和那个老文有点不对劲吗？她一个普通女工，怎么突然就搞销售了，还单独和他出来住旅店，这也太不合常理了。”
妻子叹了口气，路灯把我们的影子拉得老长：“希望是我们多想了吧，别瞎猜，免得影响家里关系。”可我心里的疑云越积越厚，就像哈尔滨秋天的乌云，沉甸甸地压在心头。
转眼到了秋天，枯黄的树叶在风中打着旋儿。厂里的流言蜚语像一场野火，迅速蔓延开来。有人说亲眼看见大白天的，汪雪和老文在车里举止亲密，遗留的垃圾还被司机捡到了。
国老大听到这些传言的那天傍晚，天阴得厉害，仿佛随时会下一场大雨。我们赶到他家时，屋里一片狼藉，摔碎的搪瓷缸和扯烂的照片散落一地。国老大涨红着脸，像一头发怒的狮子，扯着汪雪的胳膊嘶吼：“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对得起我吗？”
汪雪头发凌乱，口红也花了，她猛地甩开国老大的手，声嘶力竭地喊道：“跟你过的什么日子？家里穷得叮当响，我受够了！”窗外，一阵大风呼啸而过，卷起满地落叶，也卷起了这个家庭的惊天波澜。
九十年代中期，我和老弟躺在前院西屋的炕上，老弟突然说：“二哥，1991年元旦的时候他姥爷来找我，让我帮忙找肖海，托关系给看病，在哈医大四院住了几天，做了个小手术。”我一脸惊讶：“不可能啊，他的病我一直盯着，这么大的事，怎么没人告诉我？你二嫂也没跟我说过。”老弟急了：“是他不想让你知道，怕你担心，可能特意嘱咐家人别告诉你。”我冷笑一声：“别开玩笑了，他家人怎么会瞒着我？肯定是你记错了。”我们俩争执了半天，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后来写故事的时候采纳了老弟的记忆，这样显得情节更突兀。
1991年1月的哈尔滨裹着层灰蓝色的雾，邹金才的吉普车碾过结着冰棱的柏油路，发动机轰鸣声里混着广播电台播放的《一剪梅》。我蜷缩在后座，羽绒服口袋里攥着皱巴巴的挂号单，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