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结论和能够自己推导结论是两回事。学术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知道”，而是“如何知道”和“为什么”。
裴瑜的知识虽然广博，但多是后见之明，更多停留在知道结果的层面，可能熟知某个理论的最终形态，却未必能从头开始，基于80年代的数学工具和数据条件，推导出同样的结论。
就像一个背熟了答案的学生，面对全新的考题时，她可能会因为缺乏解题的底层逻辑而手足无措。
她要是真想搞出点名堂，现在的知识储备肯定不够。
到时候在国际会议上，那些较真的同行肯定要刨根问底，她怕是要被问得支支吾吾；期刊审稿人让她补实验、写推导过程，她估计也得抓瞎。
比如，她知道行为经济学的一些经典实验结论，比如“损失厌恶”或“锚定效应”，但如果让她从零开始设计实验、推导数学模型，她可能会显得力不从心。
同样，她虽然了解动态规划或机器学习的基本概念，但要让她在80年代落后的计算条件下实现这些方法，恐怕也得抓瞎。
80年代的计算机性能有限，编程工具原始，数据收集更是依赖手工统计，远没有21世纪的云计算和自动化工具支持。
裴瑜的“降维打击”更多体现在理论视野和知识广度上，而在实际操作和学术深耕上，她还需要付出额外的努力去补齐短板。
不过话说回来，哪个研究者敢拍着胸脯说自己的知识储备完全够用呢？
科学研究本身就是一个不断推翻旧知、填补空白的过程，哪怕是站在学术巅峰的顶尖学者，也难免在某些细分领域被后起之秀超越。
知识的边界在不断扩展，今天的“前沿”可能明天就成了“常识”。
在这样的背景下，裴瑜作为一个从21世纪穿越到80年代的“网红考研老师”，虽然在学术深度上有所欠缺，但她的知识广度和时代优势，确实让她在80年代的学术环境中拥有了堪称降维打击的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