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山西军阀阎锡山和其他一些人乘专机飞到桂林。他们下机后立刻去了文明路李宗仁的办公室。阎锡山及其随行一直与蒋介石有联系，他们告诉李代总统说委员长将不遗余力地支持他。
他们提出了许多准备呈交给蒋介石的建议：国防部长和军事及政治领导人应有全权指挥调动中央政府控制区的军队；代总统、行政院院长在任命及解除军事将领和行政官员方面应享有宪法规定的主要权力；各地政府应只对代总统及行政院院长负责；国民党及委员长都不应插手上述事情；运到台湾的所有金、银和外汇必须运回大陆；希望委员长目前离开中国到欧美旅游一段时间，表面上只是为中国筹备资金，寻求支持，事实上是为了使军事、政治改革不受阻碍，等等。
蒋介石当然有他自己的主意。到4月25日，3个月的时间已飞驰而过，蒋介石离开溪口，坐上一艘舰艇，宣布要到厦门或台湾，实际上他是去了上海。
蒋介石年轻时就是在上海发迹的，得到了爱情、名气和权力。在如今灾难临头之际，他想到了一个疯狂的计划。
防守上海的汤恩伯一直不听李宗仁有关解除戒严令、召集充足的力量来加固武汉三镇的防守的命令。恰恰相反，汤恩伯扬言他一定要把上海变成“第二个斯大林格勒”。蒋介石支持他的这种行动。他下令将八个军编入上海的城防司令部，并发表了一个演讲，说要在“3年内取得彻底胜利”。成千上万的苦力被他们抓去挖护城河，河旁边竖起10英尺高的竹栅栏，但这些都没有显著的军事价值。
到处可见到局势混乱，蛮横残忍的现象。汤恩伯带到上海的军队有20万人。这些士兵到上海来名曰保护上海，实际上个个都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征服者。他们强制使用办公处和住房，砍掉了高尔夫俱乐部门前的参天大树，说这是为射击打靶腾地方。不论是公开的警察还是秘密的警察，说某人在进行黑市交易或者间谍活动就在大庭广众面前把这些人就地处决，根本不经正式审判。
军队控制了印制大量纸币的中央银行，这些钱大部分都落到了高级官员和将领的手里。他们飞到广州或台湾，以官价把这笔钱兑换成硬通货，从中发了横财。
像以往一样，蒋介石对这些事情无动于衷。他平素最看不起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