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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老是担心个人生命危险的人,因此他在市内走动时也不带保镖。或许在那种局势下,政权显得比他个人重要,因此没人动他一指头。
    蒋介石在上海待的11天中,一架专机把李宗仁在桂林会谈的情况一点不漏地带给了他。
    蒋经国替父亲给代总统回信,信中说:
    “非常遗憾!你们要我到国外去,我不能这样做,因为我不是军阀!但我同意不插手国内的大事,从明天起我就彻底不管不问了。”
    蒋介石不知道,李代总统1949年5月5日给杜鲁门总统写了封信,信中抱怨国民政府没能充分利用美国的援助。
    1949年夏,李宗仁的信和其他许多公文一起被公开发表在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上,题名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
    5月6日,委员长离开上海来到一个秘密地方,后来人们才知他去了台北。
    台湾的官员们随机应变,见到蒋介石后他们要他在原总督的住宅地建造一所房子。蒋介石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住到了台湾糖业公司的宾馆里。此地位于山中,距台北8英里。
    与此同时,上海的银行家及商人正在同共产党的密使进行谈判。
    中日战争期间,上海的银行界,特别是周绍民的皇城银行私下里为陈毅将军和新四军提供过金钱和医疗设施。现在,共产党的军队打到了城边,银行界人士都希望城市不要被战争损坏。同时,他们也给汤恩伯送去了金条、美元,让他保证不在上海负隅顽抗。
    5月25日,蒋介石在台北的乡村听到了上海失守的消息。当共产党的军队渐渐逼近上海时,国民党守军尽管说了很多豪言壮语,但最后还是决定投降了。
    无疑,银行家的金钱会帮他们抛弃没有必要的英雄气概。汤恩伯带着他的一半部队逃出了上海。陈毅率领他的部队进入这个商业大都市,抓获了10万名俘虏。
    一个很大的额外收获正等着共产党,而外界对此一无所知。
    这要归功于一个不太有名的投诚者吴绍荪。他是“cc派”的成员,也是中央调查统计局的一名官员。
    中日战争期间,他在上海做地下工作,是国民党的高级间谍。了解上海黑社会的情况也是他的任务,他为此加入了“青帮”。抗战胜利后,蒋介石任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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