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台首页那一行字，也悄然换成：
“we don’t export systems we share arguments”
——“我们不输出制度，我们共享争议。”
蜂窝制度走上联合国的那一刻，许多国人终于意识到——那一套曾经被称为“贴墙上的土办法”的东西，已经不再只是制度。
它正在成为——一种文化语言。
而真正的转折点，是一部叫做《我们不同意》的话剧，在北京小剧场里悄然上演。
剧没有主角，没有叙事主线，也没有情绪高点。
它就像一场慢慢展开的“共议会”：
第一幕，三个人围着一张桌子，对着一条“如何分配楼道卫生任务”的制度争论不休；
第二幕，加入了邻居、居委会、保安、快递员，每个人都带着自己的不满、误解、反对意见而来；
第三幕，所有人各自签字，然后有人反悔，触发失败；
第四幕，重新修订，反复协商，有人离席，有人回归；
最后一幕，观众被邀请上台，参与“最后一次修订流程”。
全程两个小时，观众却几乎没人提前离场。
有人看完后写下观后感：
“这不是话剧，是我们生活里每天都发生却从不被记录的争吵。”
“第一次看到有人把‘讲不清’也写进台词。”
“蜂窝制度不是技术，是一种表达方式。”
这部剧意外爆红，被业内称为“非制度人类学影像化尝试”，更被文化学者定义为：
“社会共识生成的可叙述剧场样式。”
随后，全国各地的小剧场陆续开始排演自己的“讲理剧”。
上海有一出叫《爸妈不同意》的家庭共议剧，把“大学填报志愿”当成制度争议过程来演；
成都一群初中生自导自演《我们不想排轮岗》，以“教室扫地轮班制”为主线复刻蜂窝签字流程；
广州某民办高校上演《毕业项目失败备案演出》，学生在台上“实名签署失败责任卡”，由观众扮演评审委员会重新投票；
这些剧都有一个共同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