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骇人的是地铁调度系统。
凌晨五点的首班车记录显示，车厢荷载人数始终为“0”，但实际监控（尽管模糊）能看见乘客陆续上车，有穿校服的学生、拎公文包的上班族、戴围巾的老太太，他们都有共同特征：从不看向镜头，下车时走向隧道深处，而非站台。
我终于想起父亲临终前的呓语。他曾是地铁检修员，退休后总说看见“穿中山装的人在隧道里量铁轨”。去世前一晚，他塞给我枚青铜代币，上面的编号正是。
秋分当晚，我决定搭乘首班车。
五点整，地铁准时进站，车门打开的瞬间，冷空气里混着铁锈味。戴毛线帽的男人坐在老位置，这次他的怀表盖是打开的，表盘上没有数字，只有七道血痕，每道痕对应一个失踪者的姓名。
“他们在等合适的人。”男人拍拍身边座位，我看见他袖口露出的皮肤呈青紫色，像是浸泡过福尔马林，“1965年塌方时，我们被埋在隧道岔道里，救援人员说我们‘已经死了’，可我们明明还活着……”
地铁驶入隧道，速度比平时快得多，窗外闪过模糊的人影，他们贴在隧道壁上，用空洞的眼眶注视着车厢。男人突然抓住我手腕，他的体温低得惊人：“看，就快到了——”
车厢灯熄灭的瞬间，我听见无数声音同时响起，像是从隧道深处传来的合唱：“还差一个……就差一个……”当灯光再次亮起时，男人的中山装变成了沾满泥土的工作服，他后颈的伤口里露出半截铁轨，而我手腕上不知何时戴上了那枚铜壳怀表，表盘显示5:17，秒针正在逆时针转动。
地铁停在从未见过的站台，上方的霓虹灯牌写着“太平门”，字体是1960年代的美术字。车门打开的刹那，我看见站台上站着七个人，他们穿着不同年代的衣服，手里拿着铁锹和矿灯，而他们的脸，正是这些年在首班车上见过的乘客。
戴毛线帽的男人站在最前面，他现在的样子和档案照片里的塌方工人一模一样。他朝我伸出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