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营单位有国营单位的规矩，我们只认公对公转账！这是财务制度，是红线！”
“现金？小老弟，风险大啊！这好货，上浮三成！爱要不要！”
“离柜概不负责！钱货两清，少一寸也不认！”
“定金三成，等十天半个月再来提货吧！”
每一句话都像淬了毒的鞭子，狠狠抽打在他的尊严和希望上。揣着这全厂的血汗钱，他寸步难行；可放下它，空手而归？他仿佛看到何伟军眼中的光熄灭，看到罗红柳抱着女儿黯然神伤，看到王继勇他们围在冰冷的缝纫机旁唉声叹气，看到何山那幸灾乐祸、带着刻骨恨意的眼神——“范瘸子，你害我儿子，又告密害我，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那嘶吼声仿佛又在耳边炸响。
绝望，如同弄堂里弥漫的、带着浓重霉味的黑暗，一点点渗透进他的身体，包裹住他的心脏，沉重得让他几乎无法呼吸。冰冷的墙壁，坚硬的烧饼，怀里沉重却冰冷的“希望”，远处城市心脏传来的、与他无关的繁华脉动……这一切，都凝固在这个1984年深冬的上海弄堂深处，构成一幅无声的、浸透着个体在时代巨大夹缝中挣扎求生的冰凉图景。
下一步在哪里？他不知道。他只知道怀里的钱在变冷，像他的心一样，沉甸甸地坠向无底深渊。何山那恶毒的诅咒，像毒蛇一样缠绕着他的思绪。他闭上眼，仿佛又看到洋洋腰间那倒扣的白色石膏棺材，看到杨翠花绝望的眼神，也看到何山被公安带走时那血红的、充满恨意的目光。“告密害我”……这莫须有的罪名，像一块巨石压在他本就喘不过气的胸口。他范秋生，只是想凭手艺，凭汗水，带着大伙儿吃口饱饭，怎么就这么难？处处碰壁，步步维艰。
就在这时，一阵微弱却清晰的声音，穿透弄堂的沉寂和远处模糊的喧嚣，钻进了他的耳朵。是隔壁石库门小窗里飘出的收音机广播声，一个沉稳有力的男中音正在播报：
“……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指出，要大力发展农村商品生产，搞活农村经济。对乡镇企业，要给予积极扶持，放宽政策，加强指导……各地要清除歧视、限制乡镇企业的各种障碍，为其发展创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