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是战役顶层设计的“原罪”——目标过于宏大且自相矛盾。 1942年的“蓝色方案”，本身就设定了两个并行的、都极具野心的战略目标：a路直取高加索油田，b路攻占斯大林格勒。这严重违背了军事上最核心的“集中兵力”原则。1942年的德军国力已无法支撑其同时在两个相距甚远的战略方向上都投入决定性的力量。强行分兵，导致两支部队都未能获得压倒性优势，后勤压力呈几何级数增长，为整个战役的失败奠定了脆弱而不稳的根基。
第二，是作战重心的致命偏移——将次要目标升级为主要会战。 斯大林格勒本应是保障高加索主攻方向安全的“盾牌”，一个辅助性目标。但希特勒出于政治和宣传目的，强行将其升级为一场必须拿下的、决定性的城市攻坚战。这导致了作战力量的严重错配，最宝贵的装甲部队被大量投入到最不利于其发挥的城市废墟中，沦为了昂贵的消耗品。整个德国最高统帅部，都像被磁石吸住一样，将全部注意力都聚焦于一城一地的得失，完全丧失了战略视野。
第三，是情报与风险评估的彻底失败——源于傲慢的致命忽视。 当第六集团军主力深陷城内时，其漫长的侧翼仅由战斗力薄弱的罗马尼亚、意大利等盟国军队防守。德国最高统帅部对这一致命弱点心知肚明，但他们基于1941年的胜利经验，傲慢地认为苏联红军已无力发动大规模战略反攻，因此完全无视了前线反复传回的、关于苏军正在顿河对岸大规模集结的侦察情报。这种源于种族优越感和过往胜利经验的傲慢，让他们亲手为苏军的“天王星行动”反攻，敞开了大门。
第四，是危机处理中的原则性错误——禁止机动并依赖幻想。 当包围圈形成后，从纯军事角度看，唯一正确的行动就是立刻突围。但希特勒的“死守不退”命令，违反了军队求生的基本原则，将一支强大的野战机动兵团，变成了一个无法移动、只能被动消耗的“固定靶”。而支撑这一命令的“空中补给”承诺，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后勤幻想。以一个数学上不可能实现的幻想，来决定数十万人的命运，这是军事指挥上的彻底破产。
这一系列战略层面的巨大裂痕，最终在伏尔加河畔，造成了第三帝国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略大崩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