徽宗即位之初，向太后权同听政，起用韩琦的儿子韩忠彦为门下侍郎，不久，即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以龚夬为殿中侍御史，陈瓘、邹浩、任伯雨、张廷坚等忠鲠之士为谏官，大多为忠彦所引进。其时，徽宗也能虚心纳谏，收录忠旧，使朝局面目丕然大变，史言：一时有复返清明之望。
龚夬、任伯雨首先揭发蔡卞、章惇的罪恶，大略以为“昔日丁谓当国，号为恣睢，然不过陷一寇准而已。及惇，则故老、元辅、侍从、台省之臣，凡天下之所谓贤者，一日之间，布满岭海，自有宋以来，未之闻也。当是时，惇之威势，震于海内，此陛下所亲见。盖其立造不根之语，文致悖逆之罪，是以人人危惧，莫能自保。俾忠臣义士，朽骨衔冤于地下，子孙禁锢于炎荒。海内之人，愤闷而不敢言，皆以归怨先帝。其罪如此，尚何俟而不正典刑者”。
台谏陈师锡、陈次升、陈瓘、张廷坚并言：“章惇轻率不思，蔡卞寡言而富心机。凡惇所为，皆是卞所发动。所以蔡卞之罪，浮于章惇。”于是，出蔡卞以秘书少监，分司池州。
九月，章惇罢相。十月，陈瓘再论惇于绍圣中置“看详元祐诉理局”，凡于先朝言语不顺者，加以钉足、剥皮、斩颈、拔舌之刑，惨刻如此，罪重责轻。惇遂被贬为武昌节度使，居潭州。
陈瓘，字莹中，进士甲科出身，初因蔡卞之荐为太学博士，迁校书郎。徽宗即位，除右正言。瓘一任言官，即论蔡卞倡言继述、轻欺先帝，章惇怀异不忠等罪，丝毫不予假借。有人对他说：“蔡卞为君举主。”他说：“彼则举尔所知，此则为仁由己。”这种公而忘私的刚强性格，表现在后来攻击蔡京时，终于被逐出外。
苏轼与陈瓘亦是旧识，南迁之初，途中相遇，曾为他写过一段“为陈莹中跋欧阳永叔帖”的题字。
任伯雨于数月之间，八上章疏，论章惇之奸，指责他久窃朝柄，“迷国罔上，毒流缙绅”，乘先帝大故，图逞异志。并且说：“章惇这种奸邪，不但国人皆曰可杀；即使蛮貊之邦，也莫不以为可杀；甚至辽主也认为南朝错用此人，何为罚只止于行遣？”
台谏陈瓘、陈次升从而和之，卒贬章惇为雷州司户参军，“菑人者，人恒菑之”，他也不免流窜南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