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宗即位后（1085年），高太后垂帘听政，起用司马光等旧党，全面废除新法（史称“元佑更化”）。此次“更化”并非理性纠偏，而是“一刀切”式的清算：不仅废除“青苗法”“募役法”等富国之策，连“保甲法”等维护治安的措施也被取消，导致“吏缘为奸，民不聊生”。
更致命的是，旧党内部也因权力分配分裂：程颐等“洛党”主张“道德救世”，苏轼等“蜀党”强调“宽简治国”，双方互相攻讦，“洛蜀党争”使朝纲更加混乱。苏轼曾在《论给田募役状》中批评程颐“专务虚名，不务实效”，程颐则反讥苏轼“轻薄无行，好为讥讽”。
哲宗亲政后（1093年起），为扭转“元佑更化”的颓势，起用章惇等新党，发起“绍圣绍述”，全面恢复新法并报复旧党：苏轼被贬惠州、儋州（今海南），司马光被追夺谥号，旧党官员几乎被“一网打尽”。章惇甚至提出“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连高太后垂帘时颁布的“免行钱”（减少官员特权）也被废除。
至此，北宋党争彻底陷入“你死我活”的恶性循环：政策随皇帝与权臣的更替反复摇摆，官员因站队不同而命运骤变，朝堂之上“今日为君子，明日为小人”的现象屡见不鲜。《宋史·奸臣传》感慨：“哲宗亲政，章惇用事，凡元佑所革，一切复之，而党祸益烈。”
四、党争的破坏：朝纲不振与国势衰微
持续百年的党争，对北宋的政治、经济、军事造成了全方位的破坏，最终加速了“靖康之变”的到来。
（一）政治：行政效率瘫痪，信任体系崩塌
党争导致朝廷决策陷入“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困境。一项政策出台前，需经反复争论；推行中，又因反对派阻挠而扭曲变形。例如，王安石的“市易法”本意是平抑物价（由官府在丰年收购粮食，灾年平价出售），却因新旧党争被曲解为“与民争利”——反对派攻击“市易务”（管理市易法的机构）“贱籴贵粜，渔夺民利”，最终迫使朝廷于元佑元年（1086年）废除“市易法”，导致粮价暴涨，百姓“饿殍遍野”。
更严重的是，官员的晋升与贬谪不再基于政绩，而取决于“站队”：支持新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