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中期动荡：苗刘兵变与权力巩固（1129）
1129年三月，禁军将领苗傅、刘正彦发动兵变，逼迫赵构退位，立其幼子赵旉为帝，史称“苗刘兵变”。这场兵变的直接导火索是宦官康履、蓝珪仗势欺压军士，而根本原因则是赵构对武将的猜忌与权力分配失衡。苗傅在榜文中直言：“上（赵构）宠信宦官，军士不得禄，吾等必诛此阉竖！”（《续资治通鉴》卷一百八）
兵变虽仅持续月余（三月下旬至四月中旬），却暴露了南宋初建的脆弱性。赵构在韩世忠、张俊等地方军阀勤王下复位后，立即诛杀康履、蓝珪，并以“胁君”罪处死苗傅、刘正彦。更重要的是，此次事件促使赵构调整权力结构：一方面削弱宦官势力（“罢内侍寄资”），另一方面拉拢武将集团（赐韩世忠、张俊“便宜行事”之权），形成“文官主导与军功集团共治”的模式。正如吕思勉在《两晋南北朝史》中所言：“兵变之后，高宗始知兵权不可尽假于人，亦不可尽收之己，乃渐与诸将相安。”
23 后期定型：海上逃亡与临安的“行在”定位（1129-1138）
苗刘兵变后，金军以“搜山检海捉赵构”为目标，发动大规模追击。赵构从杭州经越州（今绍兴）、明州（今宁波）逃至海上，最终退守温州。这段“海上逃亡”（1129年十月至1130年四月）的狼狈经历，成为南宋政权的“集体记忆”。陆游在《老学庵笔记》中记载：“上（赵构）乘楼船，泛巨浸，海道风涛险恶，人皆震惧。”
1131年，赵构以越州为“行在”；1138年，正式定临安为“行在”。选择临安（原杭州）并非偶然：其一，地理优势——钱塘江天险可阻金军骑兵，太湖平原沃野千里，利于农业与经济支撑；其二，政治象征——“临安”（临时安定）暗含“北伐中原”的政治暗示，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