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封饱含深情且条理清晰的信件当中，他详细地阐述了关于未来灵柩如何运送回湖南老家入土为安，以及家中众多珍贵的书籍和精美的木器等物品应当如何处置等等一系列具体事宜。不仅如此，信中的字里行间更是流露出深深的忧虑之情。
他沉重地写道：“那些外国人向来性情凶悍残暴，而咱们天津当地民众的风气也是浮躁喧嚣，双方之间实在难以和谐共处。倘若日后因为此事结下仇怨进而引发战争冲突，恐怕会导致局势急剧恶化，酿成无法收拾的大祸端啊！对于这次行程，我翻来覆去地深思熟虑，绞尽脑汁也未能想出一个万全之策。”面对如此棘手的局面，他内心充满了恐惧和无助，然而却苦无应对之法。
其实，早在动身前往天津之前，曾国藩就已经事先与奕通过往来的函件共同商议并确定了好几条行事准则：首先要彻底查清武兰珍与王三之间究竟存在何种关联，但就算最终查明洋人的确牵涉到拐卖人口这类案件之中，那也必须想方设法将此事遮掩过去，务必要给法国人留足面子，切不可轻易触怒这些洋大人；其次，得尽快从严捉拿真凶，并采取强硬手段镇压住当地的士绅百姓，从而安抚好各个国家的情绪，以免他们借机生事；最后，如果有法国的兵舰气势汹汹地前来寻衅滋事，那么一定要坚定地抱定绝不主动挑起争端的想法，坚决不与其发生正面冲突，也就是要不惜一切代价选择妥协退让、俯首称臣。
曾国藩抵达天津之后，马不停蹄地开始大力抓捕所谓的“人犯”。
尽管他心里很清楚，此时的天津城民怨沸腾，民众对于捉拿犯人一事极为抵触，强行实施根本就行不通，但如果不这样做，又无法向朝廷交差。
就在这左右为难之际，崇厚竟然提议让他撤销道台、知府以及县令这三位官员的职务，以此来取悦洋人。
曾国藩深知一旦这么做了，必然会极大地失去民心，但为了顾全整个局面，他也只能勉强听从这个建议。
仅仅过了一个星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