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如此紧张的局势，崇厚被吓得心惊胆战。
曾国藩指责他凡事都只想着如何讨好那些洋人的头目从而维持和平的局面。
然而实际上，曾国藩自己内心也是惶恐不安，忍不住感叹道：“眼下已经有八、九条洋船到达此地，而且听说后续还会有更多到来。他们到底心怀怎样的恶意，最终目的是什么，我真是全然不知啊！”
在那威严赫赫、气势汹汹的法国驻华代办罗淑亚的强大压力与要挟之下，他终究还是选择听从了崇厚所提出的建议，毅然决然地将那些负责相关事务的府县官员上奏弹劾，并将他们革除职务，交付刑部依法惩治其罪过。
然而，即便做出了这样的决定，他内心深处却十分清楚这一举措着实有欠妥当。
于是，在写给曾纪泽的信件当中，他满怀愧疚地倾诉道：“我此番行为实在是对内愧对神明，对外则冒犯了社会舆论的清议。无论远近之人，恐怕都会对我口诛笔伐、加以唾弃谩骂，可即便如此，这整个局面或许仍然难以周全妥帖啊！”
接着，他继续写道：“近来我的眼睛视物模糊不清，时常感到头晕眼花，而且心中惶恐不安，胆子都快被吓破了。真没想到我这一把年纪，竟然还会遭遇如此巨大的劫难。”
不仅如此，他还感慨万分地表示：“自从我来到天津处理这些事情以来，大大小小的各项事务基本上都是唯崇公所言是从。如今就连挚甫等人都纷纷指责我不应该盲目跟随他人的计策行事，以至于落得名声尽毁且无法挽救自身失败的下场。”
时光匆匆流逝，转眼间便已到了六月底。
此时的崇厚眼看着曾国藩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不但腹泻的老毛病依旧没有丝毫好转的迹象，反而又增添了呕吐不止的症状，就连那令人苦恼不已的头昏毛病也是时不时地发作起来。
见此情形，崇厚深知事态严重，不敢有丝毫怠慢，赶忙向朝廷上书奏请，恳请再加派两位得力的要员前来天津协同办理此事。
很快，朝廷应允了他的请求，加派而来的两名大员分别是在朝中为官的毛昶熙（字旭初）以及时任江苏巡抚的丁日昌（小名雨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