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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政总长,与都督黎元洪形成权力制衡。他反对没收满人财产,主张保护绅商利益,与革命党中的激进派产生矛盾。汤化龙支持袁世凯在北京就职,认为“北方不稳则全国动荡”,主张定都北京以维持袁世凯的势力平衡。
    黎元洪作为湖北新军将领,被革命党推举为都督,成为地方实力派代表。他既依赖革命党维持地位,又试图借助立宪派和北洋势力扩张权力。黎元洪最初对革命持观望态度,被迫参与后逐渐意识到地方割据的可能性。他主张“军民分治”,试图将湖北打造成独立于中央的势力范围。
    黎元洪与革命党领袖孙武、黄兴矛盾尖锐发生权利争夺,通过支持立宪派汤化龙排挤革命党,巩固自身地位。黎元洪在定都问题上支持袁世凯,认为南京政府难以控制北方,主张“南北调和”以换取袁世凯承认地方自治。他扩充湖北军队,拒绝裁军,甚至与袁世凯暗中勾结,试图对抗革命党主导的中央政府。
    张謇、汤化龙虽参与政权,但革命党与袁世凯的角力中,立宪派逐渐失去话语权。张謇最终退出政治,转向实业;汤化龙则依附袁世凯,后被革命党刺杀。黎元洪的湖北模式成为各省效仿对象,地方督抚演变为军阀雏形,为民国初年的割据埋下伏笔。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妥协虽促成清帝退位,但未能建立稳定的权力框架,最终导致袁世凯独裁和革命党二次革命的爆发。立宪派与地方势力的博弈,本质上是旧体制精英在新旧交替中的自救。他们既推动了共和进程,又因阶级局限性未能彻底脱离旧秩序,最终成为时代浪潮中的配角。
    在辛亥革命发生至我退位的权力真空期,中国内部各派势力与外国列强(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围绕权力分配展开了复杂的博弈两国插手最深。
    英国为了维持稳定以保护商业利益,英国作为在华最大殖民利益拥有者(控制长江流域海关、铁路、贸易),首要目标是维持中国表面的政治稳定,防止革命引发的混乱损害其经济利益。
    支持袁世凯,袁世凯被视为唯一能统一南北的强人。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john jordan)积极斡旋南北和谈,推动袁世凯成为“共和总统”,认为他能遏制革命派激进的排外倾向。以外交手段英国联合列强向清廷施压,要求清帝退位;同时通过国际银行团向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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