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当我再次见到刘义时，他的状况却让我大吃一惊。他拄着棒子，艰难地行走着，每一步都显得异常吃力。岁月似乎在他身上留下了深深的痕迹，他的身体变得如此脆弱。
我心中不禁涌起一股怜悯之情，决定去市场买些麻花给他。我希望这些小小的食物能给他带来些许温暖和安慰。
买好麻花后，我登上了客车，准备离开。望着车窗外逐渐远去的刘义，我心中默默祈祷着他能早日康复。
可惜的是，自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刘义。后来，我得知他已经离世。
我和国春玲在万丰住的那段日子，空气中满是质朴的烟火气息。从房西的路往北走有条乡路，便能看到拐角处的房屋，这就是校长的家，学校的校长姓孙，是位盲人，可别小瞧他，在这小小的地方，他就像黑夜里的灯塔，给人指引。
孙校长和洪吉平一样，骨子里都是不服输的人。早些年在双山教书时，条件特别艰苦，没有完备的教学资料，也没有先进的教学设备，但他从没抱怨过。他总说：“再难，也不能耽误孩子们学习。”为了给学生讲好每堂课，他白天上课、备课，晚上还独自钻研，常常到半夜。同办公室的老师劝他：“老孙，别太拼了，身体要紧。”他却笑着回答：“我多学一点，就能多教孩子们一点，这点辛苦不算啥。”
谁能想到，长期过度劳累和用眼，让他的世界慢慢暗了下去，最终双目失明。换作别人，可能早就被这打击压垮了，可孙校长没有。失明后，他依然坚守在教育岗位上，又当了十年的小学校长。看不见校园里的花草树木，看不见孩子们的笑脸，但他用耳朵“看”校园，用心灵感受孩子们的成长。他常说：“我虽然眼睛看不见了，但我的心更明亮了，我知道孩子们需要什么。”
后来，孙校长把房子卖给了张桦。说来也巧，张桦和我的八字只差日支不同，按老话说，婚姻方面肯定会有较大差异。张桦是个老实憨厚的人，接手房子后，孙校长在前院盖了砖房，继续守着这片熟悉的土地。
张桦五十岁出头时，家里突然遭遇变故。他妻子特别勤劳，天天在集市上摆摊卖货。那天收摊时，她正熟练地收拾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