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带着手画的图、争议的录音、失败的笔记，虔诚地把一摞摞卡片递给许佳音。
“我们是来交火种申请的。”
“我们想讲我们村的规矩，不是别人的。”
那一刻，陈鹏飞坐在最角落，轻轻站起，转身走出祠堂。
没人注意他什么时候离开的。
他走在雪中，一步一步，像走在最早那年贴账的泥地上。
身后，是一群已经能“吵出规矩”的新火种。
他没有回头。
因为——火已经不是他点的了。
那年岁末，北京人民大会堂。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罕见提到“基层治理创新路径的人民化表达形式”，并在主报告第七章中，引用了一段话：
“有一个村庄，他们把失败写在墙上，把签字挂在村口，把规矩交给争议者去修补。他们没有搞形式，没有用文件，而是靠每一次‘我不服’，走出了一条制度之路。”
报告没有点名。
但所有人都知道，这说的是蜂窝。
随后，全国各地人大代表提交提案，建议：
将蜂窝制度演化路径纳入“地方制度备案机制”；
设立“制度演化档案日”；
将“群众共议签字卡”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试点内容。
制度，第一次，从“治理工具”，变成了“公共文化”。
媒体用一种极为罕见的语调评论：
“蜂窝不是个别村的胜利，而是这一代人重新证明了：我们仍然愿意靠争议去维持公平。”
而在陈家村祠堂，蜂窝平台首页同时上线新页面：
《蜂窝制度·公共文化版本》
这一版本，不再提供制度咨询，也不做案例复刻，而是提供：
讲制度的素材；
写失败记录的教程；
吵完一场怎么修的复盘方法；
如何公开争议还不撕裂群体的故事脚本。
它不是制度输出，而是——制度故事的“脚本库”。
是让千千万万普通人，也能有讲规矩的语言。
蜂窝，不再是机制。
它成了文化，成了